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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雷先生反对“八股”文风

发?#38469;?#38388;:2015-12-9 11:55:23


  1955至1957年,傅雷先生担任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委员,仅两年间,他所撰写的提案、书面意见、大会发言、视察报告以及时评文章?#25237;?#36798;30余篇。傅雷先生关心社会政治、关注政风文风,他以敏锐的眼光发现社会流弊,并以理性、犀利的笔锋直言坦陈。
  有些见解在今天看来,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……
  傅雷先生是我国著名翻译家、文艺评论家。他一生译著宏富,成就非凡。人们熟悉傅雷,更多是因为家喻户晓的“傅雷家书”,对傅雷先生的社会政治贡献后人提及甚少。
  谈“八股”及其表现
  1956年2月,傅雷先生写了《知识分子与八股》一文。这应该是傅先生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期间,参加各类会议、听取不同发言的有感而发。
  文中说:“精简会议和精简发言的问题,使我联想到反对八股的问题。”既而他指出:“八股是顽疾,既不易根治,又常常要复发,还会传染、蔓延。”
  傅雷先生?#24188;?#35828;:“近年来,连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有一小部分害上了这个病:不但写文章多少带点八股气,平时说话也有所不免。”“只要听听学习小组里的政治讨论,教研小组以及大大小小会议中的报告或发言,恐怕谁都不能否认,毛主席声讨党八股的某些罪状,到今天还跟我们的言论分不开。”
  傅雷先生列举了八股的种?#30452;?#29616;。“有的人?#35757;?#22330;听到的报告或传达,颠来倒去重复一番,加上几句歌颂的话,算是发表意见了。记忆力强一些的人再把政府的文告,学习文件中?#27597;?#39046;,鼓动性的口号,搜集一大堆,结?#29486;?#24049;的业务凑些‘保证’、‘决心’、‘拥护’一类的字眼;好像说得有声有色,精彩非凡,其实只是一套不痛不痒,不着边际,说与不说都无关系的空话,好比大?#24433;?#24335;的留声片,很难?#39029;?#19968;言半语的真心话和个?#35828;?#35265;解。”“为了加强论证,有关政策的文告与原则并非不可征引;为了表示感动,鼓动性的辞藻有时也是必需的。但总不能单靠这些来充数吧?”
  论“八股”?#27597;?#28304;
  傅雷说:“旧小说里有两句套头,叫做‘有话即长,无话即短’,现在有些人却是无话亦长,有?#26696;?#38271;;赔了时间,又费精神。”
  傅雷先生认为,费时、伤神仅仅是“八股”的表面危害,重要的是会有反作用。他说:“以这种态度去参加会议,除了让听的人受罪之外,决不能发挥集思广益的作用;去做群众运动也只能造成反宣传的效果。”
  “不仅语言文字有八股,做人做事的作风也有八股,正如鲁迅所说的‘只抄一通公式,往一切事实上乱凑’。这也是官僚主义的一?#30452;?#29616;。”
  文章中,傅雷先生对八股泛滥?#27597;?#28304;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。
  他说:“八股的病根,首先是思想懒惰:不对事实做科学的观察?#27835;觶?#23601;不会有自己的见解,就只能掠拾别?#35828;?#29616;成思想,来掩饰自己的空虚与?#24230;酢?#20854;?#38382;?#30001;于感觉麻痹,对新事物缺乏好奇心,对事业缺少进取心,自然就没有兴致开动脑筋。最后也许还有点虚荣的成分。因为自己思想空虚,格外想装作充实,便有意无意地拿别人嘴里的漂亮字儿,当做华丽的外衣披在自己身上。”
        “一个知识分子不善于思考,不勇于思考,感觉不灵敏,好奇心不强,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,更谈不到钻研学问。何况思想懒惰与感觉麻痹还牵涉?#25509;?#20107;认真负责的问题,从而牵涉到人生观与世界观。”
治“八股”的药方
         对一部分害了八股病的知识分子,傅雷先生更提出?#25628;?#21385;的批评,并开出药方。
        “要扑灭八股这个慢性的传染病,不能因为?#30142;?#30340;知识分子为数?#27426;啵?#20013;毒不深而轻易放过,并?#19968;?#24471;挖挖这个病毒的思想根源。挖根和预防的办法最好是提高警惕,加强自我批评,再多读读毛主席反对党八股的文章。”
        在公共领域,尤其是在开会、发言、报告中,应该使用比日常生活用语更加精炼、更加有效的语言。傅雷先生短暂的政协委员生涯,正值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。当时,人们开?#21152;?ldquo;官腔”、“八股”来对待政治和公共生活,于是“假话”、“空话”、“大话”愈来愈?#29616;兀?#20197;至于“传染、蔓延”,最终污染了整个社会的公共语言环?#22330;?br />         半个多世纪前,傅雷先生以其诤言,批判假、大、空的“八股”,并警醒大家“八股”之要害,绝不仅仅在于说话方式、语汇和风格等表面现象,更在于“八股”还会传染、蔓延。
        语言环境的变化与自然环境一样,公?#19981;?#35821;的“八股”化蜕变,也是一步一步相互影响,逐渐累积而生成的。
        在这个过程中,起不良作用的不仅仅是政治人物,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?#25512;?#36890;民众。为官者热衷于大话炎炎、假话连篇,群众也应声附和、一片大好。
        既然大家都厌恶、痛恨“八股”?#22270;佟?#22823;、空,那么身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,?#19981;?#20026;文不穿靴戴帽、不装腔作势,讲真话实话,以身作则、立言立德,实现政治、社会环境的诚实化和?#35813;?#21270;,是知识分子应担当的一份社会责任。可以说,傅雷先生是此方面身体力行的典范。
        开门见山、直陈其事的文风
        傅雷先生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期间,不论其提案、意见书,还是发言稿、时评文章都是开门见山,直陈其事,一事一议,简洁明了。
        如:傅雷先生1955年12月提交的《关于音乐界》的书面意见。傅雷先生开篇直?#20613;?#26102;我国音乐界症结之所在,指出“因为音乐是我们传统最薄弱、发展最迟、人才最寥落的一门,所以也就是从中央到地方?#27597;骷读?#23548;最生疏的一门”,“这?#33267;?#23548;不能了然于全国音乐界的内幕,和音乐界阵容的极端薄弱,是我国音乐界难于走上正轨的主要原因”,他?#35813;?rdquo;领导对一般性的音乐活动与音乐教育重视不够”。
        1956年2月,傅雷先生在给全国作协的书面意见《关于文艺创作与出版事业等问题》中,一开头便是:“一、对文艺创作放宽尺度问题。欲求创作?#27604;伲品?#25918;宽尺寸不易收效……”
        1957年3月,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在?#26412;?#21484;开,傅雷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列席会议。会议期间,他与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谈?#35828;?#26102;国内音乐现状及存在的问题,以及音乐研?#32771;?#20851;于风气—道德—修养问题。在与周扬的谈话提纲中,傅雷明?#20998;?#20986;:“现在缺乏对艺术的热爱,态度不够严肃,雇佣观点未去除”,“?#32771;际?#35266;点很普遍,政治学习流于?#38382;劍?#35013;?#29486;櫻?#26410;?#23548;?#25910;效——孤立的音乐观点,不接触其它艺术——不接触传?#24120;?#19981;接触新作品——轻?#29992;?#26063;音乐,或敷衍了事对待——无民族自尊心”。
        1957年5月,傅雷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《为?#27604;?#21019;作、提高出版物质量提供更好的条件》的文章。文中?#27835;?#20316;者、读者、出版社、印刷厂、发行机构等的问题及相互矛盾,可谓材料翔实,论述清晰。所提出的“五项建议”,就在今天看来,无一不是有的放矢、环?#26041;?#25187;、切实可行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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